当下的学术界的确沾染了一些江湖习气。科研人员好比各路英雄好汉，要想在江湖上闯出名堂，武艺、谋略、智商、情商缺一不可，尤其是要有一个好“师门”。打下人脉基础，才好在纷争的武林中吃得开。
高校和科研院所也都愿意留用自己的学生，觉得自己人靠得住，至于其他方面的原因，暂且按下不表。放眼世界，一流大学的做法则正好相反——不留自己的学生，就是为了防止科研领域的“近亲繁殖”。
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务实。一个致力于探索科学的群体，本不应牵涉人际关系、利益、名声等俗务。“圈子”不是不可以有：如果一群人因共同支持某一理论而聚首，形成“学派”，则有益于学术交流、科学进步；如果一群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因脾气、秉性、“三观”合拍而组成朋友圈，也能作为科学界的风雅轶事传为美谈。
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·布迪厄认为，不同场域具有不同的“自主性的度”，一个场域越是从社会场域和权力场域中获得了自主性，此场域的语言越具有科学性；自主性强的场域遵循的是“是非”逻辑，自主性弱的场域遵循的是“敌友”逻辑。科学场域被布迪厄称之为自主化典范。
当“敌友”逻辑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科学场域，形成大大小小的“圈子”，问题就来了。这些“圈子”实行资源互换、利益共享，门槛很高，需要很“硬”的敲门砖。各“圈子”以“段位”高低垒成森严的阶梯，高阶的“圈子”对下面的“圈子”有绝对话语权。进“圈子”难，顺“圈子”向上爬更难。当然，每上一步都意味着更多利益和资源，故迎难而上者众。
对科研人员来说，“圈子文化”是灾难性的。它分散精力，大大削减了一个人的科研时间，同时误导方向，影响科研效率和质量。最可怕的是，它裹挟着科研人员流于庸俗、沦为名利的拥趸，把初心置之脑后，更将科学精神抛到九霄云外。对科学来说，“圈子文化”更是毁灭性的。试问，一个遵循“是非”逻辑的场域掺进了“敌友”逻辑，谁能压倒谁？
回到开头提到的“师门”，或许可以作答。亚里士多德说过，吾爱吾师，但吾更爱真理。然而，在一个需要倚仗师门混“圈子”的学术江湖，“吾”似乎只能无条件铭记前半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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