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黎：与薛兆丰谈“堵”：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关键在于去中心化

导读：北京道路的堵塞，即使有一千一万个问题，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中央集权的问题。整个北京建设和北京的城市规划，也基本上是执行这个思路。如果取消了这样的制度，改变了这样的思维，北京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上，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我之所以要与经济学家薛兆丰谈堵，是因为我看了他论解决北京堵车的文章后，心里堵球得慌。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，他的“按时按段收费”的论调，其实我并没有意见。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，但我却完全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坚决拥护者。我甚至认为，解决人类所有难题的钥匙，说到底就是市场经济。不过关于北京的堵车问题，以及中国任何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堵车问题，就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其他问题一样，比如反腐，比如生孩子，又比如台湾统一，并不是多收费和少收费不久可以解决的问题。因为在中国，收费肯定不是市场经济。

对于一个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，要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去解决，实在是我的内心堵得不通的原因。根据薛兆丰的建议，我们只要设计“按时按段”抬高标准收费，这条拥挤的道路就可以畅通无阻。在这里，我不知道薛兆丰所要收的费究竟是多少？但我已经知道了薛兆丰明白，在我们中国，许多人是没有钱的。只要你一收费，就把我们拒绝在宽阔的马路之外。这就像在我们中国，许多人上没有权力和权利的，你只要拿一根旗帜往那里一栏，我们自然就不可以过去。所以，比较薛兆丰治堵的方法，其实真不如奥运前北京王市长给中外记者伸出的两根指头。人家市长不需要道路“按时按段”涨价，人家只需要一个电话，限制各类汽车出行，我们拥堵的道路自然就畅通了。不过我想问一问薛兆丰先生，你是不是在不准出行的行列里？当然了，依你这么高的觉悟，为了祖国的面子，也许会心甘情愿的龟缩在家里不出门。

好了，不讨薛先生的口头便利了。我知道他不是搞文字工作的，在这些冷嘲热讽上自然要吃亏。然而作为一个留洋归来的经济学家，我们在经济问题上也不如他，所以也恳请他不要在治堵啊、春运啊（这个问题下说）上用经济学欺负我们，从而帮助一个十足应该破产的公司成功上市。只是这不是这家公司的福气，这只是又一大批无知股民巨大的灾难。但我深信，这并不是他们不懂市场规律。

当然，不能光说不练！关于治堵，我非常愿意与薛兆丰讨论。北京道路的堵塞，即使有一千一万个问题，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中央集权的问题。作为一个现代人，我们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，整个世界正在朝着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。而高调与世界接轨的北京以及整个中国，却依然沿袭着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央集权制。这使整个北京建设和北京的城市规划，也基本上是执行这个思路。简单说来，北京是全国的中心，所以全国人民办事都要来北京。而各类政府机构是这个城市的中心，所以什么人都要去政府部门。开会的要去，批项目的要去，拿政策的要去，生娃娃的也要去，上访的自然更要去。在习王反腐以前，勾兑各级政府的各类人等，自然也是每天都要去。换句话说，在北京拥堵的大街上，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汽车是这些本来应该没有必要上街的汽车。真正上班下班的人，他们一般都堵在地铁和公交车上。如果一旦取消了这样的制度，我敢保证，北京差不多要减少一半的拥堵。

不仅如此，如果取消了这样的制度，改变了这样的思维，北京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上，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城市的多向度，城市本身的去中心化，自然会成为城市新的追求。我们再也不会看到现在北京这样的怪象，以天安门为中心，二环、三环、四环、五环、六环的往外甩，圈圈越甩越大，而效率越甩越低。当我们最后甩到十二环的时候，所谓的京津冀就建设成功？为不知道，我想薛兆丰先生也不知道。因为薛先生也和我一样，不是学城市规划的，一样都不懂城市建设。但是有一点我明白，他谈治堵谈涨价而我谈治堵谈去中心化：所以他谈的政府高兴，至少又可以收一大笔银子，而我谈的不一定有人高兴。因为当惯了老百姓的人，他们找不到政府会不知所措的。

不过即使如此，我也得把我的想法说出来。

来源：搜狐媒体平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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